這家人的規矩，是老爺想在哪房姨太的院落過夜，便在哪處點燈。點滿屋外的燈，為了昭告全家是誰得寵；點滿屋裡的燈，為了觀賞姨太的容姿。對府上四位太太來說，點燈是榮耀，也是獲取利益與權勢的絕對手段。老爺在家的每夜，所有太太都必須到連接各院的共同通道「聽召」，等候差役捎來一大紅燈籠及木架，在被選中的姨太面前安上。
《大紅燈籠高高掛》於山西的喬家大院拍攝，「囍」字型的院落結構，在本片中顯得格外諷刺。片中的喜事也剛好是兩樁，位於開頭與結尾，頌蓮（鞏俐飾演）在兩場喜事中都穿了白衣，首尾呼應的敘事結構中，也有些許捉交替的味道。除了巧妙運用喬家大院與劇本的互文性外，導演透過人物在建築空間中的位置移動，給予相似人物共同的標記。大姨太與二姨太僅在房舍間水平移動，而大少爺、頌蓮、三姨太則經常垂直移動。前者的肉身與精神停留在房舍內、體制內；後者如大少爺，長跑外地，或頌蓮，假懷孕，或三姨太，外遇。
紅燈白雪、白衣紅燈的片中景象無不讓我聯想到中國報導文學《雪白血紅》，視覺上的寒暖帶出精神上濃濃的不協調感，片中一切合乎「規定」的懲處讓我感到驚悚。在家門內違反規定的丫鬟在院中死去，於家門外違規的三姨太在屋頂的小屋中「被」自殺。讓人聯想到一個極權政體下，內部違規的人在有限的價值判斷中選擇自我肅清，外部違規的人被逮回內部後，給包裝成自我肅清。無論所處位置如何，只要無法參與規則制定，在單一價值體系中，姨太與丫鬟般的遭遇隨處可見。
匯集所有的利益於單一渠道，人們便會為了生存前仆後繼的投入其中，最終便可達富國強兵的顯著效果─這就是管仲與商鞅所說的「利出一孔」。片中單一、封閉的價值觀也源於此。府上姨太們點菜、搥腳、差役權無一不與「點燈」一事掛勾，想要在府上生存只能奮力爭取點燈的機會，別無他法，就像商鞅變法下的秦國，想取得田賦、權力，只能從軍，因一切榮華富貴均無法與軍功脫鉤。利出一孔的作法像是一種權力直銷網，方便權力最高層團結大眾，同時也能毫不分心地一把抓起支配權。在這樣的支配關係中，受迫的並不只有女性。
追索「成功之路」、「幸福之路」的人們都可能是下個受迫的對象，或者迫害行動中的共犯。將成功與幸福視為目的地的結果，便是落入「途徑」的陷阱。當事物本身不在是目的，而是中介手段，原先的目的到頭來卻成為補償品。教育或許能讓人們認出現狀，但卻不足以帶來改變。頌蓮讀過一年大學，以有別於傳統婦女之姿，不坐轎子，自己步行進入夫家，最後卻迎來瘋狂。頌蓮是受迫者也是共犯，在標示通往幸福的途徑中，迷失在相互推擠踩踏他人的狂流裡。
《大紅燈籠高高掛》在我看來是一部以女人為主角的現代寓言。一夫多妻或許在當代中華社會已然結束，「聽召」、「點燈」等儀式化的權術仍持續潛存。老爺靠著這些儀式宣揚自己的權力，整部電影無須老爺露臉，燈籠本身就是老爺權力的化身。仰賴姨太們彼此競爭，互相牽制，權力得以在單一渠道中被一再展現，並分一些碎屑下去，證明權力運作一切如常，聽我話者，才會有糖。
當我們重新審視兩項儀式，便會發現，「聽召」的本質在於：聽眾為被動且被強制集合的群體，同時他們並不具發言權。中小學例行的「朝會」即是一例。聽命與服從、傳遞與接受、上對下、少對多，都能在這樣的儀式中清楚展現。榮耀儀式亦然。「點燈」本身並不是實質獎勵，而是一種榮耀表演。實質的小紅包上不了檯面，反倒是不實際的獎牌、獎狀更能彰顯榮耀。正因為物缺乏自身的價值，人才會加諸它抽象的意涵。好比燈籠象徵光明，象徵榮耀；獎狀象徵成就，象徵榮譽。這段過程有些認知偏誤的味道。誰有權點燈？誰能角逐點燈？誰決定給獎？誰能角逐獎項？
為什麼要苦苦爭奪點燈？為何要角逐獎項？為得到肯定？得到誰的肯定？為吸引更多傾佩、羨慕嫉妒的眼光？其實老爺（掌權者）的目的就是要讓沒得到燈的人反省、操弄府上差役（一般觀眾）的意向。當人們機械式地接收新聞時，又是在聽誰的召？接受獎項時，又是誰點的燈？為什麼設立獎項？其中又是在獎勵什麼？你要鯉魚去哪裡，就將飼料往哪丟。前提是鯉魚必須在封閉的池塘裡。你要他人屈膝，就為他人加冕，日子一久，連旁觀的人見了都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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